宁夏空管分局气象台开展冬春换季工作

行政机关如果按申请内容提供所有信息，可能遭受极大的负担。

[39] 司法是权利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诉权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咨询表现在两个方面。

三、咨询在法释义学上的判断标准 从咨询的表现形式中可建构法院的判断标准。又如朱某、李某、庄某等8人各自就拆迁期限内的签约率、补偿安置资金总额、是否同意动迁的‘两轮征询情况三项内容提起信息公开申请，此后分别向法院提起共计21起诉讼。[37]此后进一步指出当事人不以保护合法权益为目的，长期、反复提起大量诉讼，滋扰行政机关，扰乱诉讼秩序的，明显违反《条例》的立法目的，反复、大量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进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依法不予立案。（三）排除：司法解释规定应当受理起诉的情形 按照法院的裁判思路，申请内容不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和描述不明确的，系咨询，因而行政机关的答复不影响原告的权利义务，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故驳回起诉。故这并不是单纯的检索政府信息并公开，多出了选择结果的一步。

信息公开制度语境下，咨询类申请指申请人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途径，要求行政机关就政策文件、法律规定、行为活动或特定事项等提供指导和解释的申请。[4] 参见应松年、陈天本：《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36] 对消极立场的回应虽然不尽全面，但笔者相信，在我国现行法下排斥保护规范理论的可设想的主要理由，在本文中已经得到呈现和论辩。

[11] 章剑生:《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中利害关系的判断结构》,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4期。也就是说，恪守《行政诉讼法》相关条款的语义范围，有说服力的解释毋宁是：从同法第1条的立法目的规定来看，我国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还是客观诉讼可以有不同理解（立法未规定）。除非以（不以实体法为据的）合法利益替换合法权益，即扣除其中的权利，但那已经突破《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语义范围，不再是法律解释。[29]这最后一道防线，从论题本身来看有些迂远，但本文仍然要面对它。

既未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也未规定它是客观诉讼（宪法未规定）。[30]正是国家法人说的代表性论者耶利内克，开拓性地建构了主观公权利体系。

[36] 事实上,法国在大陆法系有特异性,法、德长期以来分道而行,是老冤家,法式批评能否论破德式保护规范理论?令人怀疑。所以，对于行政诉讼原告适格而言，重要的不是千差万别的个案中作为生活事实的利害关系，而是以法律规范为依据对这种利害关系施加的法律评价（保护规范理论）。如,有观点认为行政诉权既包括原告适格,又包括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或曰狭义的诉的利益(二要件说);还有观点认为行政诉权在此基础上,还应包括纠纷的可诉性,如受案范围等(三要件说)。关键词:  保护规范理论 行政诉权 原告适格 主观诉讼 主观公权利 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1]将保护规范理论导入我国司法实践，在法学界引发巨大争议。

保护规范理论以国家对个人人格的承认为观念前提，有普适性，与我国宪法精神并不抵触。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上述之荒诞结果。三、保护规范理论是否限制行政诉权 李、成两教授反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判断是：保护规范理论限制行政诉权。因为还有两个核心论据：第一，我国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而保护规范理论适于主观诉讼（B1）。

但从文义来看，此种权利行使针对的显然是‘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其并未要求个人‘权利受损。其基本立场是：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误用了（保护规范理论本身也许没有问题），可以归类为C1。

[27] 《宪法》第41条位于《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从该章各条的内容安排来看，同条可以理解为包含着对行政诉权的规定。即，在前述新公交线路开设许可申请设例中，法院以原告不适格为由驳回早点铺或报摊经营者的起诉，并不会限制其行政诉权。

五、保护规范理论不符合我国的宪法精神吗 李、成两教授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护规范理论所立足的法律思想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B2）。被驳回后，他又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陕西省林业厅的行为。我国台湾地区于1998年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将旧法中‘损害其权利者修改为‘损害其权利或法律上利益，被视为扩大权利保障范围的重要改进。而如果将之理解为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实体法范畴），到达的又将是保护规范理论。在这个规范语句中，利害关系是与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而非与行政诉讼案件或其裁判结果的利害关系。[30] 关于国家法人说,参见王天华:《国家法人说的兴衰及其法学遗产》,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5期。

文章来源：《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无法从中无疑义地导出我国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性。

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云云，可以理解为证立或表达这一法律评价的工具。因为《宪法》第41条并未要求个人权利受损。

其次是经停小区的居民。申言之，确立实体法的观念，认真对待行政诉权和依法裁判，对于我国行政法学而言还是一个未竟的课题。

[35] 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未刊稿),第12-14页。刘广明案最高法裁定引发争议中的消极立场，可以分为如下几类： A保护规范理论本身不好 A1主观公权利等观念饱受（法式）批评 A2保护规范理论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A3保护规范理论限制行政诉权 B我国不应导入保护规范理论 B1我国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而保护规范理论适于主观诉讼 B2保护规范理论所立足的法律思想不符合我国宪法精神 C我国应慎重导入保护规范理论 C1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限制行政诉权 C2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已采或应采更为宽缓的标准 上述几种皆为消极立场，但强弱有别。总体而言，应当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还是客观诉讼，《宪法》第41条未规定，《行政诉讼法》第1条也未决定，但是，结合《行政诉讼法》第2条，有明显优势的解释是，我国行政诉讼（至少在原告问题上）是主观诉讼——这是《行政诉讼法》在《宪法》第41条所预留的法律形成空间内，就我国行政诉讼构造作出的选择。《行政诉讼法》的确规定了利害关系，但那不过是一个向行政实体法的超级链接。

我国《宪法》专设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显然是承认国家面前的个人人格的。[5] 总体而言，朱芒教授和杨建顺教授尽管采取的是消极立场，但他们既未反对保护规范理论本身，亦未主张其与我国现行法的不整合。

成协中:《保护规范理论适用批判论》(未刊稿),第21页指出:将司法保护的范围局限于立法者通过立法所确立之主观公权利,在实践中必然造成权力监督和权利保障不充分的双重结果:一方面,大量不直接涉及个人主观公权利之公权力行为,难以受到司法监督;另一方面,大量难以在实体法上找到规范依据之利益,难以得到司法保障。比如，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前，马怀德教授曾经发文指出：从字面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查行政案件理解为是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手段和途径。

广泛地存在于各个法律部门的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区分已经表明，对于法律实践而言，重要的不是千姿百态的生活现象、千差万别的利害纠葛与内心感受，而是对它们的法律评价。作者简介：王天华，法学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

四、我国行政诉讼是客观诉讼吗 不过，即便上述两个基本判断无法或难以成立，李、成两教授反对保护规范理论仍然可以是有理由的。[3]采取相同或类似立场的学者当不在少数（以下为叙述方便，将上述学者的立场统称为消极立场）。（案例间的）不整合性，只是由于自始即放弃了可一般化的尺度，将一切委诸有‘自己情况的个案，而不显著而已。保护规范理论作为一个新的思路，尚需审辩。

在诸多涉及建筑施工以及许可批准的第三人保护问题上,法院均以案件所涉及的实体法并未要求行政机关考虑第三人的利益为由,否定了第三人的公权和原告资格。但若法院基于这种利害关系认可其诉权，则会导致荒诞的结果：作为一种理性活动，立法者授权有关部门代表共同体许可公交公司开设公交线路，换言之，我们人类发明公交这一手段，难道是为了维持沿线早点铺或报摊的经营吗（公交的目的与公交立法的目的）公交线路、站点的开设与调整，难道可以被沿线早点铺或报摊的经营者所左右和阻止吗？不用说左右和阻止，就是允许其启动司法审查，都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极大浪费，给公共生活带来极大困扰。

李、成两教授的论证中包含着两个基本判断和两个核心论据。[3] 朱芒:《行政诉讼中的保护规范说——日本最高法院判例的状况》,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9年第16期。

因为，对比的结论可能是：的确，保护规范理论有不确定性，但其他理论更不确定。在电梯劝烟猝死案（被告劝阻在电梯中吸烟的老人，结果，老人情绪激动、心脏病发而死亡）中，[13]劝阻与猝死在物理的世界里是前后相继的两个事件，直观上当然有因果关系。